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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条路，我们和红军前辈一起走过

■陈亚欣  解放军报特约通讯员  洪福乐

秋日的川西，大渡河奔涌不息。武警四川总队雅安支队某中队学习室里，官兵围坐在屏幕前。屏幕那头，远在贵州遵义休假的中士陈亮，正举着手机走进遵义会议会址。一堂跨越千里的“云端”长征课，就此展开。

镜头里，青砖灰瓦的小楼静静矗立，门前老槐树枝叶繁茂。“当年红军在这里开了三天会。”陈亮说道，“我爷爷说，红军过遵义那年，我太爷爷给红军带过路。”

“带的是哪支部队？”“走了多远？”听到战友们七嘴八舌的问题，陈亮笑了：“太爷爷没说过，只说走了好几天，翻了好几座山。”

红军战士，带路的老乡，一次偶然的相遇。那些被岁月掩埋的细节，就这样被重新打捞上来，像一颗火种，隔着90多年的光阴，在屏幕上幽幽地亮着。

陈亮出生在遵义乡下，小时候赶集常路过那栋小楼。他问爷爷：“这房子谁住的？”爷爷说：“红军住过。”他不懂，又问：“红军是谁？”爷爷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是给穷人打天下的人。”

后来陈亮穿上军装，来到四川雅安。中队驻守在大岗山水电站，巡逻路有1620级台阶，爬升430米，走一趟近两个小时。大渡河就从脚下奔涌而过，水流声大得说话都得喊。他站岗时看着大坝泄洪，忍不住想：水往下冲，电往外送——我们今天守护的东西，和当年红军追求的东西，是不是一回事？

今年中队排演情景教育课《大渡河畔的回响》，陈亮扮演一名强渡大渡河的红军战士。站在舞台上，他忽然想起爷爷那句话——“红军是给穷人打天下的人”。那一刻，他几乎要落下泪来。17名勇士，一条小船，枪林弹雨里往对岸冲。那不是戏，那是真的。他站在台上，觉得脚底发烫，像踩在历史的余温上。

“我想把家乡的红色故事带给战友们。”他对指导员陈星宇说。陈星宇听过陈亮讲“红军长征在贵州”的红色故事。得知他要休假，陈星宇提议：“你干脆通过视频连线，带战友们‘云游’遵义会议会址。”于是，经中队和支队审核把关，便有了这堂“云端”长征课。

镜头从遵义会议会址门口缓缓移到室内会议室。有战友问：“陈亮，你在那边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和咱们驻地雅安有点像？”

陈亮把镜头转向远山。黔北的山和川西的山，轮廓同样起伏绵延。山是静的，但盯着看久了，仿佛能看见人影在走——一队接一队，翻过垭口，消失在远处。

“是有点像。”他说，“从贵州走到四川，从四川走到甘肃，有的在途中牺牲了，又有很多人加入了队伍，他们最终聚在了一起。”他顿了顿，把镜头对准脚下那条石板路，“我脚底下这条路，90多年前有一群人走过。今天我从四川走回贵州，走的也是同一条路。只不过他们是脚走出来的，我是用镜头走出来的。”

屏幕这头安静了一瞬，几名年轻官兵盯着那条石板路，谁也没说话。连线快结束时，陈亮又说了一句：“今天我们走的台阶是水泥铺的。当年红军走的路，根本算不上路。但他们走过去了，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我们能站在这里，守着万家灯火。”他笑了笑，声音里有一种朴素的笃定。

连线结束，屏幕暗下去。学习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。陈星宇翻开备课本，写下一行字——“‘云端’长征课下一站：赤水河。”

有人凑过来问：“还有多少站？”陈星宇抬起头笑着说：“他老家就在遵义，遍地都是长征路。”窗外，大渡河的水声穿过峡谷，远远传来。那水声里，仿佛还掺着90多年前的脚步回响——很轻，很沉，一步一步，走在“云端”之上。

武警雅安支队某中队官兵在坝区巡逻。郑  磊摄

青春哨位上的“长征”

■解放军报特约通讯员  洪福乐

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7月起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“英雄路·新长征”宣传教育文化活动，以“当好红军传人，走好新的长征路”为主线，组织人员先后走进江西瑞金、广西全州、贵州遵义、四川雅安、甘肃会宁等红色地标，沉浸式学习领悟长征精神。

一路走来，一个问题萦绕心头：90年过去，长征离新时代官兵到底有多远？

在瑞金的松树下，在湘江边的哨位上，在苟坝的马灯旁，在大渡河的涛声里，在会宁的祖厉河边，答案渐渐清晰——对新时代官兵而言，读懂长征从来不是一件完成的事情，而是一个正在进行的、从认识到感悟、再到传承的过程。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，而他们的长征，就走在青春哨位上。

一组数字，看见信仰的起点

车到瑞金时，雨下得很大。雨点砸在车窗上，远处的山隐在雨幕里，看不清轮廓。当地人介绍，这里的水汇入贡江，再入赣江，最后汇入长江，奔向大海。90多年前，却有一群人从这里选择了逆流而上。

车往叶坪镇华屋村走，雨渐渐小了。后山上，17棵松树排开，已经长得很高，高得需要仰望。树干笔直，枝叶在半空里连成一片。树下，17块石碑一字排开，碑上刻着名字。

当年，只有43户人家的华屋村，就有17位青年踊跃参军。出征前夕，他们相约在后山种下17棵松树，与乡亲约定“见松如见人”。后来，松树活了，17个人却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。

“英雄路·新长征”活动的启动仪式，就是以这17棵“信念松”的故事为叙事线索创排的。武警瑞金中队组织新兵走进华屋村，为镌刻烈士姓名的石碑描红。新兵们蹲在碑前，蘸着红漆，一笔一笔，把被雨水冲淡的字迹重新描实。

新兵彭翔第一次站在松树下，听到班长崔理广说“种下树的那一刻，他们就做好了一去不回的准备”，他心头猛地一震。后来，他在一份问卷末尾写下：“遗憾的是，我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。”

认识的起点，往往就是一个数字。在瑞金中队，还有一个数字让笔者琢磨了很久。

古家旺是个瘦瘦的年轻人，笑起来有点腼腆。4年前，他还是个贫困生，中队官兵接力帮扶，把他送进了高校就读。如今他每逢假期返乡，都会来中队教官兵们科学拉伸、放松肌肉。操场上，战士们围成一圈，跟着他压腿、展肩。官兵们称他为“编外教练”，中队还郑重授予他专属荣誉编号——“197”。

“197是什么意思？”笔者问道。

中队长介绍说：“2019年中队荣立集体一等功，恰逢建队70周年，党支部定下一条规则：为每名官兵设置专属荣誉编号。1到70号永久留给建队前70年的历代老兵，现役官兵从71号往后顺延。中队同时明确，对为中队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编外人员，授予特邀荣誉编号。”

进了中队，就有自己的编号，也就有了一份共同的责任。92年前，17位青年从瑞金出发，把根留在了松树下。今天，官兵们守在他们出发的地方，把每一个哨位都变成了新的“编号”。

一种选择，掂出担当的分量

到湘江时，是个晴天。秋日的阳光落在江面上，泛着粼粼波光。江水缓缓流过，两岸青山倒映其中。面对这样的景色，笔者却不由想起当地那首民谣：“三年不饮湘江水，十年不食湘江鱼。”

1934年11月，湘江战役打响。中央红军从8.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。红34师师长陈树湘率6000余名将士担负全军总后卫任务。负伤被捕后，他硬是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自己的肠子，壮烈牺牲，实现了“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”的誓言。

站在湘江边，笔者努力想象那一天的江水是什么颜色。可江水早已流走，只留下两岸的青山还在沉默。

武警全州中队驻守在这片红色热土上，把驻地168处红军战斗遗址打造成红色课堂。官兵入营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是湘江战役，上的第一课设在红色旧址，第一次外出就是重走长征路。

前不久，一场以“我为你牺牲”为主题的强军故事会，在大坪渡口举行。江风掠过渡口，吹动会场横幅。82岁的守墓老人蒋石林来到江边，站在人群前面。他的爷爷因掩埋7名无名烈士惨遭迫害，临终留下世代守墓的遗愿。老人说，无名英烈舍生取义的精神，必须代代传承。埋，是选择；守，是担当。这份担子，蒋家一接就是90多年。

在武警全州中队，笔者注意到一个细节，中队上哨通道的墙上，镌刻着湘江战役那封生死电报——“我们不为胜利者，即为战败者”。官兵每天上哨，都要从这句话下面走过。

这些年轻战士，天天走在这条步道上，真能感受到90多年前的血与火吗？

一名战士似乎看出了笔者的疑惑，他说：“每次走这条路，我都觉得脚底板发烫。”这种温度并不是空话，正在变成年轻官兵脚下的力量。

去年，列兵刘明松入选总队比武集训后，膝盖旧伤复发，3000米跑成绩不升反降。有一天训练结束，班长李多益没多说什么，只把他带到了荣誉室。屋里灯亮着，百余块奖牌摆在柜子里。

刘明松站在柜前，把那些奖牌一块一块看过去。后来他跟战友说起那个晚上，只记得从荣誉室出来，膝盖还是疼，但心里没那么慌了。

接下来的训练，他一边治伤一边练。3000米拆成分段跑；膝盖疼得厉害，就改练上肢和核心。比武那天，他缠着绷带上了跑道，最终斩获奖牌、荣立个人三等功。

这温度，也从湘江边一路延伸到了苟坝会议会址的那盏马灯下。

马灯的光很弱，仅能照亮脚下两三步的黑暗。1935年3月，苟坝会议上，围绕是否攻打打鼓新场，与会人员争论激烈。毛泽东认为敌情不明、红军久战疲劳，这一仗不能打。意见被否决后，他深夜提着马灯，沿着泥泞的山路走了1.5公里，去找周恩来。

那一夜，周恩来被说服，作战命令暂缓下发。第二天再开会，大家重新研究敌情，最终放弃攻打打鼓新场。事后查明，敌军早已在打鼓新场部署重兵，如果红军贸然进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一盏马灯照不了多远，但那晚它照对了一个方向。

那条山路如今还在。武警遵义支队连续九年在苟坝会议会址举办“重返1935·马灯辩真理”主题党建活动。基层党组织书记围坐在一起，辩的不是当年那一仗，而是今天的选择——哪些事当为，哪些事不当为；是图一时热闹，还是图长远管用。辩来辩去，落点还是一个：担子来了，怎么挑。

一条长路，见证精神的传承

雅安的大渡河，水流湍急。1863年，石达开数万大军在此全军覆没。72年后，蒋介石试图复制这段历史，扬言要让红军成为“第二个石达开”。

历史没有重演。1935年5月25日清晨，一支铜号吹响，划破河谷的寂静。船工帅仕高撑起木船，载着17勇士迎着枪林弹雨冲向对岸，在滔滔河面上为红军开出一条生路。那条路，也从历史深处一直延伸到今天。

大渡河畔，武警雅安支队某中队官兵的巡逻路从坝底延伸至山顶，垂直爬升430米、上千级陡峭台阶。中队官兵驻守的大岗山水电站，地处红军强渡大渡河遗址上游20余公里处。90多年前，红军从这条河谷突围；今天，官兵沿着这条路巡逻守护。2022年“9·5”泸定地震后，他们是第一批逆行进入灾区的外围力量。

前不久，当年船工帅仕高的孙子帅飞走进渡口遗址前的“红耀巴蜀”直播课堂，部队官兵通过“云端”同步参与。帅飞讲完爷爷当年的故事，一名年轻中队长站起来，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：“前辈，您的爷爷护送红军过河。今天，大渡河畔的安宁交给我们。”

如果说大渡河畔的号音见证着冲锋，那么祖厉河畔的苦水则映照着初心。会宁的祖厉河很小，小到地图上几乎找不到。1936年红军进驻会宁后，朱德带头到祖厉河挑咸水。红军严令“一律不准动用群众窖水”，所有用水均在城外祖厉河里取。尽管祖厉河盐碱含量高、水质苦涩，是家喻户晓的“苦水河”，可没有一个人违反命令。

苦水是怎么变甜的？笔者沿着祖厉河走了很久，在双庙村找到了答案。村民李子玉养羊多年，土坯羊圈挡不住寒冬朔风，母羊产羔存活率不足六成。“不是不想好好干，是没本钱、没技术，越养越没底气。”他说。

2017年，武警会宁中队在支队指导下与双庙村结成帮扶对子，联合地方政府引进优质基础母羊、援建蔬菜大棚。武警甘肃总队确立“产业我来扶、产品我来收”供给帮扶模式，从根子上破解增收难题。

蹲在蓄水池边，看着满池清亮的水，笔者忽然明白：当年红军喝下苦水，是为了让百姓喝上甜水；今天官兵帮扶群众，依然是在回答“为了谁”的初心之问。

中队战士王克伟下队第一课，听到红军“宁可自己喝苦水，也不动用群众窖水”的故事，深受触动。2023年积石山6.2级地震发生后，他主动请战，在救援申请书中写道：“我不仅是报道员，也是战斗员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应该挺身而出。”隆冬的积石山，气温低至零下十几摄氏度。王克伟和战友们顶风冒雪，昼夜奋战在救援一线。他至今记得，救援途中一名小女孩向他敬礼。那一刻，连续奋战的疲惫一扫而空。

暮色里，站在会宁县郊桃花山上，看着远处的水泥路在旱塬上蜿蜒，把散落在山坳里的村庄串联起来。眼前这条路，仿佛是一种宣告：长征从未结束，它就在新时代官兵的青春哨位上，继续向前、永不止步。

武警雅安支队某中队官兵认真执勤。郑  磊摄

锐视点

为精神传承找准“接口”

■罗  鑫

纪念，是为了传承；传承，则需要找到通向新一代的路径。武警部队组织“英雄路·新长征”宣传教育文化活动，正是一次探索。活动本身不是目的，而是引导我们思考：长征精神如何从历史走进现实、从书本走进战位、从先辈壮举走进青年官兵日常？

年轻官兵对长征并非不了解。他们知道湘江战役、四渡赤水，知道爬雪山、过草地。但先辈的伟大，有时反而构成一种无形的隔膜——纪念碑式的叙事、教科书式的结论固然庄重，却容易把历史推到一个遥远的高度，让青年官兵仰望有余、进入不足。

问题的症结不在精神本身，而在传承的方式。红军将士当年的选择，有其特定的历史形态。爬雪山、过草地，这些是长征的“表现”，但不是长征的“本质”。本质是什么？是在绝境中坚守信仰，在未知中开辟道路，在生死考验面前把使命置于生命之上。这个本质，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，但它需要在每一个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具体形态。

传承伟大长征精神需要找准“接口”。所谓“接口”，不是简单的“联系”，也不是牵强的“结合”，而是一种让精神从历史形态转化为当代形态的内在机制。有了这个机制，精神才能真正进入官兵的内心世界，成为他们自己的选择。

战争年代的考验是显性的、剧烈的、悲壮的，容易激发共鸣；和平时期的考验是隐性的、日常的、平淡的，容易被人忽略。今天的官兵不需要爬雪山，但需要面对能力不足的“雪山”；不需要过草地，但需要穿越改革攻坚的“草地”；不需要吃草根，但需要啃下科技强军的“硬骨头”。长征精神没有失去用武之地，而是以一种更日常、更考验定力的方式，渗透在每一个战位、每一次训练、每一项任务中。

我们必须把“立足本职”摆在传承长征精神的中心位置。立足本职不是低标准，而是高要求。它要求官兵把对长征精神的理解从“知道”变成“做到”，从“感动”变成“行动”，从“一时热血”变成“长期坚持”。这是一场没有号角、没有掌声、没有硝烟的长征，却同样考验信仰的坚定、意志的顽强、品格的纯粹。

精神的传承，从来不是自动完成的。它需要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理解、重新实践、重新赋予其时代的生命力。长征精神之所以伟大，恰恰因为它不是一件可以封存进博物馆的文物，而是一颗需要在每一代人的土壤里重新发芽的种子。

我们的责任，就是为这颗种子找到土壤。这个土壤，不在宏大的口号里，而在每一个平凡的战位上；不在例行的活动中，而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。当每一个青春哨位都成为长征精神的落脚点，长征精神就永远在路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