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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石库门到天安门，从兴业路到复兴路，从嘉兴的红船到新时代的巍巍巨轮，走过世纪风雨征程的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周年华诞。百余年征程中，无数先辈循着信仰前行，一代代人接续奋斗，让我们党成长为世界最大政党。

入党，是初心的彰显，也是奋斗的起点。每名共产党人在举起右拳宣誓那一刻，便把为人民谋幸福、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深植心底。回望初心、不忘初心，方能走好新的征程。

近日，本报组织采访4位离退休干部党员，听他们讲述入党前后的故事，探寻追随组织、坚守初心的源泉，感受对党的忠诚和热爱，汲取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。

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？这恐怕是每一个已经加入或希望加入这个组织的人，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。入党，既是4位离退休干部党员无悔的选择，也是他们一生的追求。

——编 者

一生的追求 不变的信仰

——四位离退休干部党员讲述入党前后的故事

相约雷锋做好兵

■赵明才

赵明才

“我争取活到100岁，学雷锋到100岁，永做党的好战士。”不久前，我在地方媒体拍摄的庆祝建党105周年专题视频中，说出这句心里话。这不只是我对党的深情告白，更是我一生跟党走的真实写照。

1936年，我出生在江苏溧水。1937年，日军攻占南京，我的家乡也惨遭轰炸。我随父母四处逃荒要饭，途中罹患脑膜炎险些丧命。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，我们才得以重返故土。可苦难并没有结束。父亲被地主折磨致死，姐姐被贩卖至南京，年幼的妹妹活活饿死。为了活命，我给地主放牛牧羊，挨打受气不说，连顿饱饭也从未吃过。

1949年4月，家乡来了“救星”共产党，他们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标识。乡亲们敲锣打鼓、夹道欢迎，人人都说“咱穷人的队伍来了”。那时，在乡亲们心里，共产党和解放军是一个概念。我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比较肤浅，只感觉共产党很神圣，心里很向往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广大农民翻身做主人。大家更加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、感念党恩。我主动向村党组织申请帮助站岗放哨、协助生产劳作，还利用空闲时间帮扶困难乡亲。由于我能吃苦、肯奉献，村党组织推荐我担任民兵队长，村民也推选我为农村合作社社长，我同时管理生产队事务和村务。

1954年秋收后，我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，可我识字不多，在写入党申请书时犯了难。于是，我每晚去夜校学习识字，回家后再在方格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练习。历时2个多月，我写完了初稿，后又反复修改和誊抄。

在入党申请书中，我把自己原名“赵明财”中的“财”字取一半，改名为赵明才。党和政府对我的教育和培养，让我觉得这个世上有比发财更重要的事情，我要成为对社会对人民的有用之才。

1955年6月20日，我迎来一生最难忘的时刻。在乡政府会议室里，我们8名新党员面向鲜红党旗庄严宣誓，我从此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1956年，带着保家卫国的愿望，我放弃转为干部的机会，报名入伍穿上军装。服役期间，我牢记党员身份，对自己要求更为严格，先后担任班长、排长、政工干部等。

1960年11月，在原沈阳军区工程兵党委召开的连队政治工作会议上，我和雷锋结识——他是战士标兵，我是干部标兵。我俩后来一直保持书信往来，相约“做党的好战士”。后来，我始终践行约定，先后转战三个大军区，多次参加作战，完成排爆、边疆执勤等重要任务，1968年还作为英模代表，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。

如今，我已年逾九旬，但从未忘记对党的承诺、和雷锋的约定，仍坚持终身学习、终身进步，传播红色文化，我把家中客厅打造成家庭雷锋文化馆，方便更多人了解雷锋、追寻雷锋精神，做到在思想和行动上永不懈怠。

（作者系江苏省南京市原溧水县人武部政委，文字整理：王贵保、练红宁）

昂首吹号勇冲锋

■南启祥

南启祥

我今年90岁，是一名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。“七一”前夕，我所在的干休所组织新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，当鲜红的党旗在我面前徐徐展开，我心潮澎湃，70多年前的峥嵘岁月也再次浮现眼前。

1948年秋天，年仅12岁的我跟随父亲参军入伍。父亲被分到中原野战军第1纵第2旅第5团炊事班，我年纪小，经父亲再三恳求，部队破例收下我，将我安排在通信连司号排，成为一名司号员。

初入军营，我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：危险的攻坚任务，有人挺身而出；深夜站岗、后勤帮厨，也总有人主动认领。我向老兵追问缘由，才知道这些遇到急难险重任务第一个冲上去、脏活累活抢着干的人，都是共产党员。

1948年围歼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战斗，让我对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有了更深刻认识。彼时，敌人依托坚固油坊工事负隅顽抗。指导员孟昭身号召党员组成“敢死队”，背着炸药袋，迎着枪林弹雨冲锋杀敌。看着战友们前赴后继的背影，我第一次真正读懂党员这两个字，就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、为信仰舍生忘死。

1950年5月，我因表现优异被调至炮兵连任专职司号员，独立执行任务。临行时，排长李继恩把我叫到一边，告诉我一个噩耗：父亲所在部队在前往西南剿匪途中，遭遇土匪袭击，父亲壮烈牺牲。想到不久前父亲还在自豪地和我分享他入党的好消息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排长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你父亲是好样的，你也不能当孬种，多立战功，早日入党。”

到炮兵连报到的第二天，我就找到文化教员王同富，请他帮忙写下我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。

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，对我影响很大。当时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执行危险任务时党员优先。1950年11月，我所在部队参加对贵州南部几个县土匪的围剿战斗。在清剿残匪时，我和炊事班长以及两名战友，摸到一名土匪家的院墙外。炊事班长说了一句“我是党员，我先上”，便一脚踹开大门，侧身冲了进去。这个场景激起了我的一腔热血，想要入党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起来。

入朝作战前夕，我又找到文书郭天凤帮我写入党申请书。我告诉他，我的入党动机，非常直接，也非常纯粹，就是希望在参加战斗时，能打头阵、当尖兵。他写完申请书后，我咬破右手拇指，认真地按下手印。

1953年3月14日，抗美援朝战场上，敌机在上空盘旋，我在昏暗潮湿的连指挥所坑道里庄严宣誓，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后来，我和战友们一次次冲锋，立下一些战功。

离休后，我把党给的荣誉和军功章都收进箱子里，只有这枚耀眼的党员徽章，天天别在胸前。这不是炫耀，而是时刻提醒自己：我是一名共产党员，事事应当冲在前。

（作者系辽宁省军区原副司令员，文字整理：王飞、中国国防报记者荣俊运）

校园立誓心向党

■汪礼彤

汪礼彤

我今年整整100岁。百岁回望，很多事情散落在时光中，但那段一心向党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青葱岁月，让我记忆犹新，想起就会心头滚烫。

我出生在江苏扬州，伯父是当地有名的盐商。受惠于伯父，我从小衣食无忧，不知社会苦难。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战火逐渐蔓延至我的家乡，我们和大伯一家四处漂泊，最终辗转至上海避难。在那里，我第一次看清真实的旧中国——黄浦江上帝国主义的军舰横冲直撞，黄浦江边的公园门口挂着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”的牌子。一幕幕苦难和屈辱的场景深深刺痛我。我暗下决心：努力汲取先进知识，拯救家国于危难中。

1939年，我进入雷士德中学学习，利用课余时间广泛阅读。同年秋天，在一位学长引荐下，我加入学校的一个小型读书会。那时的我全然不知，这看似普通的读书交流，其实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外围活动，学长是一名共产党员。每周的读书会有五六人参与，大家传阅书刊、畅谈时局。

活动中，我阅读《社会发展史》《大众哲学》，了解了社会发展规律与劳苦大众的苦难根源；品读《西行漫记》，通过斯诺笔下描绘的陕甘宁边区革命热土、心怀家国的红军战士，读懂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本色——这是一个为劳苦大众谋福祉的政党。崇敬与向往的种子，从此在心底扎根。

读书会的淬炼，是我学习进步的过程，更是我思想蜕变、坚定信仰的过程。1942年，在学长建议下，我考入圣约翰大学。求学期间，我参与八仙桥青年会组织的义卖活动，为苦难民众募集善款。这段经历让我感受到集体的力量。为帮助党组织扩大在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，我不顾父母反对，转学至当时党组织力量相对薄弱的复旦大学。于我而言，这不是简单的学业选择，而是奔赴光明、追随信仰的坚定抉择。

转学后，我耐心等待组织召唤。1945年3月的一天，学长找到我说：“你想不想加入党组织？”突如其来的喜讯，让我激动不已，一时间竟喉咙发紧，半晌说不出话，只是不住地点头。那天夜里，我辗转难眠，干脆起身坐在桌前，就着昏黄的煤油灯光，一笔一画地写起入党申请书。

1945年3月21日，复旦大学地下党组织的两位同志来到我家，为我组织入党宣誓仪式。当我念出最后一句“永不叛党”的誓词，他们亲切地握住我的手，称呼我为同志，我瞬间热泪盈眶。从汪同学到汪同志，称谓的转变，是身份的蜕变，更是信仰的新生，让我有了前行的方向，更有了为之奋斗终身的力量。

80多年过去，当年的烛光、党旗和誓言，依然清晰如昨。此刻，百岁的我抚今追昔，深深感到：人这一生，最幸运的莫过于在年轻时找到值得托付的信仰，而最幸福的，则是用整整一生去践行这份信仰。我无悔，且无憾。

（作者系原工程兵学院工程研究所主任，文字整理：高惠中、本报特约记者樊晨）

传承家风敢担当

■张福立

张福立

今年端午节，我接到孙子打来的问候电话。聊天中，他诉说了连日加班的疲惫，我耐心劝慰，最后不免又说起家里人常说的老话：入了党，就是党的人，党叫干啥就干啥。

我出生在河南扶沟的一个红色家庭。母亲薛桂芳是乡里第一批女共产党员。解放战争时期，她为掩护战友转移，被敌人逮捕。面对严刑逼供，她拒绝向敌人提供线索，最终壮烈牺牲。

哥哥张福林大我十几岁，是解放战争中两次荣立战功的英雄爆破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所在部队担负川藏公路雀儿山路段修筑任务。海拔6000多米的雀儿山，三分之一路段为永久冻土层，一镐下去仅能砸出一点白印。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，哥哥即使身患贫血症，也坚持奋战在爆破修路的最前线。

1951年12月，施工现场突发落石，正在检查炮眼和装药情况的哥哥不幸被巨石砸中。当战友们合力搬开染血的巨石，哥哥已经陷入昏迷。几分钟后，他艰难地睁开双眼，用尽最后力气抓住指导员的手，说他衣服口袋里还有几块钱，请替他交纳最后一次党费。哥哥牺牲后，部队追认他为模范共产党员，他生前所在班被命名为“张福林班”。

母亲和哥哥的故事就像两条河，在我心里汇聚，流淌向同一个方向——投身军营接受磨砺淬炼，以实际行动向党组织靠拢。

年满18周岁后，我走进绿色军营，申请奔赴艰苦的驻西藏部队服役。进藏路上，队伍途经雀儿山，想到哥哥安葬在附近，我利用休整间隙前去祭拜。途中，山上下起大雪，寒风如刀割面，可我越往山上走，心越热乎，脚下越有力量。在哥哥墓前，我敬了个军礼，并在心中立下誓言：我一定在部队好好干，争取早日入党。

到了部队，我成为“张福林班”的一员，并第一时间递交入党申请书。我满心憧憬，可心里也明白，自己离党员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。为完成好任务，我如饥似渴地钻研爆破技术。白天，在施工现场细心观察，虚心向老兵请教；夜晚，当战友们进入梦乡，我仍就着微弱灯光，复习规范爆破动作。慢慢地，我炮眼打得准了，炸药装得稳了。凭着能吃苦、肯钻研的劲头，第二个月我就获得团嘉奖。

1965年9月，我如愿入党。谨记入党誓词，我事事冲锋在前、处处担当在先，从战士一步步成长为班长、连队指导员。一次山林作业，遇到圆木掉落，危急关头，我奋力推开战友，自己被砸致小腿骨折。躺在担架上，疼是真的疼，但想到母亲和哥哥，我觉得这点小伤都不算什么。

后来，我又遇到过大大小小不少事情，我一次次用行动证明：我做到了一名合格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。

（作者系重庆警备区原副政委，文字整理：中国国防报记者赵晓菡）

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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